2020年5月12日下午，伦敦经济学院邓钢教授莅临清华大学陈岱孙理论经济学讲堂与清华经济史讲座，通过线上讲座的方式，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报告。

邓钢教授的演讲围绕着对其著作《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均衡和资本主义停滞》的反思展开。在讲座开始之前，邓钢教授提出了“制度决定一切”的观点，他指出， 量化经济史研究的是经济制度引起的后果，而制度经济史研究的则是经济发展的源头，各有千秋。但历史上制度的形成具有偶然性，因此这也给跨区域的制度比较带来相当的难度。

邓钢教授首先介绍了他对中西比较研究范式的理解与心得。中西比较看起来容易，实际上难度相当大，在中西比较的过程中，学者往往容易陷入“别人家的草地更绿”的误区。邓钢教授指出，中西比较一般涉及三个层次，最浅层的是“器物”层次，即具体社会制度的比较，如古罗马的奴隶制、中世纪的封建制等等。这些制度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拿来和中国制度直接比较并不合适。第二层是“分子”水平的比较，比如产权、政府政策、企业家精神。这些制度相对抽象，但仍然有这些制度的形成的条件和中国完全不同的难题。以土地产权制度为例，中国早在商鞅变法时期就形成土地产权，而西欧土地产权形成则在近代，在西欧大陆， 是在1789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称帝以后。这远远晚于中国商鞅变法允许私有土地产权达2000多年。诺斯等学者的研究忽视了非欧洲世界的产权制度，只有“欧洲中心论”单一视角。第三层的比较是“原子”水平，属于微观层面的比较，说穿了是“经济理性”。什么是经济理性？不外乎‘机会成本’，捎带一点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以欧洲文明崛起的起点意大利文艺复兴为例。 谁也说不清意大利的审美能力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美第奇家族居然单枪匹马造就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究其根源，西欧中世纪教会对高利贷严加禁止，美第奇家族就通过艺术品这个载体洗钱生利。由于买卖规模不断扩大，居然掀起一场文艺复兴运动。 因此，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洗钱的结果，本身没有那么高大上。那么去探究中国为什么没有文艺复兴运动？ 中国古代不禁止高利贷呀。因此，对于中西比较，邓教授认为不建议进行器物层面的中西比较。分子层面的比较需要明确比较条件。原子层面的比较基本是对“机会成本”的分析， 可做的仍然十分有限。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伦敦经济学院受到最好的训练，他成名的‘差序结构论’也没有走东西方比较这条路。

其次，邓教授指出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误区。这种误区源于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落后就要挨打”。他称之为中国精英的“落后原罪情结”。邓教授重新界定了生物达尔文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邓教授指出，生物学意义的达尔文主义信守的观念是不同物种“各得其所”，而非‘你死我后’。 而且，达尔文本人并没有要求“所有的动物都进化为灵长类”，“灵长类都进化为智人”。不同物种在大自然中“各得其所”就可以了。英国原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绝对没有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弱肉强食的观点。19世纪英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一个是赫胥黎 (Thomas Huxley, 1825-95)， 一个是斯班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首先，赫胥黎在他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中主张“适者生存”只适合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进化则是“道德的进化”。为此，赫胥黎有一句名言：“佳者生存” (‘survival of the morally best’)，这和中国儒家的‘修齐治平’不谋而合。斯班塞所主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直截了当就是政府不要干预市场， 主张“自由放任”，让人们像生物界一样自由生存、自由发展。奇怪的是我们居然有一个中国改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出于严复之手。严复杜撰的国家和民族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并不见诸于英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文献。邓教授进一步提出，人类历史上常常不是“落后就挨打”， 相反是“落后者打人”。 比如日耳曼蛮族对古罗马帝国的征服，阿拉伯民族对波斯帝国的征服，蒙古人和满人对中原的征服，日本人偷袭珍珠港， 纳粹德国的向西欧扩张， 等等。 严复提倡的“落后就挨打”和落后原罪让我们误读历史。

最后，邓教授谈及了他在著作中所采用的写作方法论，即“天人合一”——切合中国实际的方法论。 他把“天” 定义为“中国特有的经济理性”。通过这样的方法论，邓教授最终得出中国传统社会 “三位一体”的均衡模式：（1）农业成为经济实体最重要的部门，（2） 农民为自由民并且拥有土地产权，（3）帝国废除分封制，采用郡县制。这个“三位一体”并不是一日形成的。春秋战国时农耕与畜牧业并行（“万乘之国”， “千乘之家”）的混合经济。“混合经济”向以农业为主体的“单一经济”的转变发生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秦国以土地作为支付手段，由此得到稳定的兵源。秦国通过战争又可以不断通过扩展获得新土地，以形成良性循环. 而其他六国以现金作为支付军饷, 维持战争的手段有限。秦国以土地作为支付手段，同样促进了农民与国家的结盟。我们经常说的“重农抑商”是很不全面的。其实还应该包括“重农抑税”与“重农抑权”：国家对农民轻徭薄赋，并且限制国家权力直接进入村社。国家与农民的联盟还体现在源远流长的“社仓-常平仓”体系中。实际上，“重农”应被视为双向而非国家单项的政策，土地持有者可以通过科举体系进入国家政权。科举体系本身和郡县制的制度匹配的一对，朝廷通过科举制度选拔郡县制管理所需要的人才。相比于中华帝国的郡县制，西欧和日本的封建制依赖“贵族生育”。 这种封建制的成本比起中国的科举制所需要的社会成本要小很多。但是，科举允许帝国的疆域无限扩张。这恰恰是贵族制度无法企及的。

在邓钢教授演讲完毕后，龙登高教授进行了精彩的点评：邓钢教授在方法论上给予当代学者相当大的启发，并且从源头上讨论了中国制度的渊源，由此决定了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历史面向。周建波教授、黎志刚教授等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精彩的讨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陈月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