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和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联合主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加拿大怀亚逊大学加拿大 - 中国商务与发展中心，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亚太华商研究中心协办，由北戴河新区管委会承办的第七届“国际华商清华论坛”于 2016年5月20日在北戴河新区第一届侨商产业发展大会期间举行。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所长张春旺研究员致开幕辞，并对来自世界各地及中国的20多位知名专家、教授、学者表示热烈欢迎。本论坛旨在通过跨学科研究，整合产、学、研等各方资源，共同探讨华商的现状和发展，进一步推动华商在国际领域的更大发展。论坛期间，与会机构与学者还讨论了“全球华商研究联盟”的框架。
第一场主题为“华人企业家” 。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教授在题为“ 跨国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及其身份认同的双重嵌入---新加坡的经验与启示”的演讲中指出：国际社会科学界大多把移民的本土化和跨国性视为对立或矛盾的两个方面。新加坡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在祖籍国和移居国的双重嵌入性表明，移民企业家的本土化与跨国性并非“零和游戏”，而是企业家在移居国和祖籍国努力积累经济和社会资本的生存和发展战略，二者相互促进，彼此推动。新移民企业家在居住国和祖籍国之间的双重嵌入有助于“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教授的“海外华商企业家精神 —— 基于老一辈华商的分析 ”中指出，通过对几十位老一辈华商的深度访谈与调研，深切地感受到其强烈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这些前辈大部分是东南亚及香港顶级的大企业家，多为第一、二代移民，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成长，在异国他乡白手起家建立商业帝国。其独特的企业家精神也是一笔财富，极具有学术价值。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龚宁博士后在“ 试论菲律宾华侨取得商业成功的原因（1834-1942）”的演讲中，借助博弈模型和制度经济分析等经济学方法，从华侨内部交易机制，即“头家制度”出发，讨论了华侨自身的传统文化因素和侨居国的外在条件与机遇。由于华商之间良好稳定的商业关系，形成了一个从港口向菲律宾内陆辐射的商业销售网络，而其与头家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华商在菲律宾取得商业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二场主题为“华商企业经营”。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方涛教授在题为“Chinese Returnees and High-tech Sector Outward FDI: The Case of Changzhou”的演讲中介绍到：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8-2010调查研究显示的中国企业快速增长和国际化程度高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其研究的主要变量包括高科技强度，人力资本收购，机构因素，以及控制公司的特点。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揭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受雇于公司的海归数量因素似乎比减税政策更重要。此外，中国海归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比他们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大。因为受西方教育的中国海归，更加了解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语言和商业文化，还有中西方的贸易相关法律条文。其独特的技能和知识是作为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催化剂。温州大学商学院院长张一力，从“ 走出去”到“走进去”：对海外移民创业网络嵌入路径的重新审视表明，海外移民创业网络与东道国集群网络的协同共生是在“走出去”战略中赢得主动的重要举措。借鉴社会网络理论的分析框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挖掘海外移民创业网络嵌入现象背后的线索链，对网络间的协同及融合程度进行评价，探究移民创业网络和东道国产业集群网络在演化进程中呈现的嵌入特征，揭示“走进去”过程中移民创业网络与东道国集群网络在演化过程中的协同与错位现象，为在“走下去”的进程中获得执行力提供有力保障。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鹰教授发表演讲，题为“阿里巴巴的持续创新”，讲述阿里巴巴的农村、跨境、以及数据三大战略不仅为阿里巴巴获得成长机会，同时给中国的快速发展作出贡献。北京博润银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志伟博士就“企业发展中的融资途径与合理的资本结构 —— 侨乡泉州的调研报告”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进行探讨。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焦点集中在这一问题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困境，反映最强烈的便是要尽快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可得性以满足企业融资需求。这一问题的解决如果是以大范围的过度融资作为代价的话，则可能需要花费更大的代价去问题。有融资需求一般有两种情形：一是有需求但并不适宜，二是有需求也适宜。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目标不应是简单的降低融资成本、满足融资需求，而应是为有效需求提供充分、便捷的融资服务。
在第三场“欧洲华侨华人”主题论坛中，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彭静莲教首先发表了题为“New trend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of Chinese migration into the EU”的演讲。彭教授分析了欧洲华侨移民占总华侨移民人数的比例，以及在其中新移民的比例，并对各国新移民的数量和职业进行阐述。彭教授认为，欧洲的华侨移民占总华侨移民的比例较低，虽然华侨为欧洲的多元化以及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欧洲的国家普遍忽视了华侨社会的潜力。意大利中国总商会秘书长、欧洲华商理事会理事戴小璋先生发表了题为“欧洲华商在民间公共外交中的案例与分折”的演讲，阐述海外华侨在民间公共外交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戴小璋先生分享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些案例，比如如何推动“中国（宁波）意大利产业园”落户浙江余姚，再比如意大利侨领陈朝霞利用私人关系推动中国政府与意大利参议院对接，以及通过在意华商斡旋，阻止意大利一些地方政府高规格接待达赖事件等等。通过这些案例的分析，他认为民间公共外交真正的意义在于，通过海外华侨华人华商长期居住在居住国而建立起来的各种私人关系，以及私人之间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从而把原来一些国与国之间的严肃问题转化成私人的、相对软性的、轻松的、有一定温情的问题。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祎发表了题为“俄罗斯新移民政策背景下的旅俄中国公民”的演讲。王祎研究员利用俄罗斯官方统计数据，以入境俄罗斯的中国公民为研究对象，梳理了 2015 年俄罗斯出台的一系列新移民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入俄中国公民的概况。王研究员进一步总结了当前在俄中国公民的特点，比如在俄投资形式有新突破、赴俄旅游人数增长迅速、以反法战争胜利70年为契机在俄留学生群体活跃等等，她认为入俄中国公民应该时刻关注俄罗斯移民政策及相关政策法规的变化，合理应对各类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利用“友善”政策和双边合作，提高跨国流动的效益。
在第四场“华商历史与文化”专场中，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黎志刚教授分享了“海洋、网络和中国商业的转型：民初百货业商人、新光和万达集团的比较”。他通过将1900-1949年间“四大公司”与当代中国的万达集团、台湾的新光百货进行比较研究，分析这些百货企业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是，他们以普通市民为消费客群，以优质商品为卖点，不时进行各种策略促销；这些企业注重通过多元化经营提升来客人数，增加获益。同时，这些企业家经营事业之余，也不忘回馈社会，筹办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他认为海洋视野和其身处环境等历史和地理因素是孕育这些杰出企业家的根源。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张亚光副教授分析了“近代中国政商关系——社会地位与政治参与的演变”，他通过史料检索对，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本抑末”或“重农抑商”并非如传统成见那样普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在剧烈动荡的同时，也逐渐接受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社会层级秩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商人为救国图存承担起自己的时代使命，政府也开始出现政策转向，鼓励和扶持工商业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提高，并逐渐改变“在商言商，不问政事”的观念，转而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活动和政治生活中，对社会稳定和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纽约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董华春博士研究了“华夏文化智慧与经济全球化”，她认为，21世纪，世界缓和与动荡并存，每一位华商所经营的企业和身处的产业都和其他企业、产业、国家或经济体之间时刻发生着紧密的互动。她结合中华文化经典实例，说明了华夏文化为华商提供了更多智慧去面对和处理宏观经济趋势下的微观企业经营管理问题。华夏文化注重世事变迁，强调与时俱进、随机创新的重要性，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需的决策智慧不谋而合。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邢菁华博士对“中国新移民在菲律宾的融合”问题进行了研究。她利用社会学调查问卷与统计学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新移民在菲律宾的社会文化融入问题，分析了中国新移民的融入背景及在这一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认为菲律宾应给予新移民在教育文化等领域给予更多关注，给予新移民同等机会，以便其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为当地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供稿：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伊巍，龚宁，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王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