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清华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

2020年9月20日，“清华—北大—南开—社科院经济史学沙龙”在线上举行。本次沙龙由三校一所联合主办，三校分别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所是社科院经济所，由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四家主办单位及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的200余位学者围绕“国家能力、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所教授龙登高以《基层自立与国家能力：制度基石与历史逻辑》为题进行了报告。龙登高教授认为，有学者认为对于大一统的政府，要强化国家能力，重点是对基层进行严密管制，但这一现象并不符合历史的观察。从我国古代历史发展来看，基层自立有利于国家能力建设。龙登高教授指出专制体系下国家能力的首要目的是维系大一统政权的延续，因此不能简单地类比当今国家能力的定义。中国历史上具有多样化的民间组织形态，而民间自治的制度基础则是法律和产权，这在过往主题报告中已有所展现。龙登高教授总结了基层自立对国家能力的正面影响。首先，基层自治有效削弱了地方政府官员的寻租空间，基层力量适当壮大有利于制衡和约束官僚体系。长期而言，地方基层力量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为消化社会潜在矛盾提供了重要渠道，有利于国家能力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基层自治分散了政府权力的同时，也分担了责任和风险。同时，基层社会并不总是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对立，出于自身的利益，基层社会同样会拥护国家大一统和经济大市场的发展。再次，基层自治还能够激发民众的创造力，有利于制度竞争与创新。最后，基层自立缩减了委托-代理链条，有利于抑制信息扭曲失真，提升了官僚体系的效率，降低大一统政权的管理成本。尽管基层自立有诸多正面影响，但随着政府对于基层直接控制能力的提升，传统的基层自立有日渐式微的趋势，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供稿人：毕悦、龙辉洋、黄文心、孙淑彬、刘婷、沈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