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目标、年底专利申请高峰与中国的创新表现

（Government Targets, end-of-year patenting rush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 in China）

作者

孙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教授

Zhen Lei,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Brian D. Wri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Mark Coh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刘涛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

原文刊发

《Nature Biotechnology》, 2021年第39卷

专利（patent）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典型代表之一，通过为创新者提供有限的垄断权，使个体能够从利用自身创新才能和私人知识取得的创新成果中获得收益。专利权为创新提供了基于市场的去中心化激励作用。我国同样建立了西方形式的知识产权制度，但在实践当中，同时有传统的由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对创新活动的规划和指导。2000年以来我国积极将专利制度纳入这一规划体系，它规定了专利申请和授权的数量目标及时间表，同时此类目标的实现程度也成为了政府和国企等评估绩效的重要指标之一。那么，这种专利规划制度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

清华大学孙震、刘涛雄以及海外学者等共同撰写并发表于《Nature Biotechnology》（2021, Vol 39）的文章《Government Targets, end-of-year patenting rush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 in China》从经验层面回答了这一问题。文章使用1994至2007年间国内外申请人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1159479项发明专利申请情况等数据，对中国在2000年前后大力推进的以规划和数量目标为导向的专利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

数量目标导向的政策会导致地区或企业为了满足目标要求，在接近年底时突击申请。文章通过季节性分析指出，2000年后中国国内专利申请呈现出明显的年底突击申请的现象（与中国的财政年末相吻合）。不仅如此，中国在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申请专利的数据也显示了同样的年底高峰特征。进一步的，文章通过考察一系列专利质量相关的指标（如授权率、被引用次数等）均显示这类突击申请的专利质量整体较差。研究认为这种规划策略与专利制度本身的去中心化市场导向本质背道而驰，导致国内专利体系的扭曲和低效性。

文章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讨论。在排除经济增长、研发投入以及专利补贴等因素的影响后，使用双重差分回归法（D-D regressions）得出的结果显示政府的专利规划政策使得我国国内专利申请的总体数量大幅增加，但总体质量却降低了。另一方面，文章的发现也并不局限于自上而下的政府政策，大型企业也经常采用和中国政府类似的数量目标导向的考核制度。文章研究了惠普公司（HP）在首席执行官Carly Fiorina的任期内（1999-2005）的以数量为导向的企业创新计划，得到了相似的发现——在此期间惠普公司专利数量显著上升，同时，其质量发生了明显的下降。

近年来中国政府也开始着手解决和改善这类问题，2021年1月27日，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规定专利数量不得作为部门评估或奖励的主要条件。尽管如此，克服这种以数量目标进行规划的思维惯性对我国来说依然是一个挑战。

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7-021-01035-x

供稿：清华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