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循环、经济结构与新发展格局：

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国际比较

作者

李帮喜 赵奕菡 冯志轩 赵峰

发表期刊

《经济研究》2021年第5期，总第644期，第56卷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循环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构建了一个理解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阐述了不同的经济循环模式依赖于技术结构、分配结构、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的相互配合，进而通过一个包含固定资本的三大部类再生产模型明确了各种结构的不同组合关系构成了不同类型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格局。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1957-2017年投入产出表，构建了中国经济的三大部类表，分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逻辑和由此带来的发展模式变迁路径。本文还用同样的方法讨论了二战之后美国和日本的结构性特征，以此考察工业化后期可能的发展模式及其变迁规律，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循环和新发展格局提供必要的启示。

关键词：价值循环 经济结构 新发展格局 政治经济学

引言

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高速的增长，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探索，诞生了大量的文献，至今也仍是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尽管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因的探讨纷繁复杂，但是从文献和事实中仍能够看到与这种增长相伴的三种典型特征：一是投资驱动（卫兴华和侯为民，2007；Lo & Zhang，2011；刘世锦，2011；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等，2012）；二是偏向积累的分配结构（刘世锦，2011；冯志轩，2012；Qi， 2020）；三是外向型经济（裴长洪和彭磊，2006；刘瑞翔和安同良，2011；Zhu & Kotz，2011）。偏向资本的分配结构提高了经济中总体的剩余量，配合相应的积累体制，使得这部分经济剩余大量转化为积累。积累促进了生产规模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从而表现为经济的增长。国外市场在本国劳动报酬偏低、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下提供了需求，实现了国内产品的“价值补偿”；国外供给在投资扩张的过程中，实现了部分技术和生产资料的“物质补偿”。这三个特点相互联系，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构成了中国经济的重要结构特征，甚至可以说描述了一种发展的“模式”。

但是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基本“模式”也面临着挑战。长期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是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和资本周转的减慢，也引起了经济整体利润率和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李帮喜等，2019b；Marquetti et al.，2020）。偏向积累的分配结构限制了内需水平，也固化了投资驱动的模式。而外向型经济则面临复杂国际环境的挑战，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各国经济恢复迟缓，“长期停滞”或已到来（Krugman，2014；Summers，2014；Kotz & Basu，2019；宋佳音等，2020），加上2020年初以来各国疫情的影响，国外市场面临多种不确定性（Baker et al.，2020；Brodeur et al.，2020；Ludvigson et al.，2020）；另一方面，一些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在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时，为维持本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试图破坏国际分工体系，对中国的国际供应链造成了威胁（Long et al.，2020）。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改变以往的发展“模式”，主动应对新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的重要举措。

对于新发展格局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如何理解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时代背景、现实基础和战略意义（黄群慧，202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2020）》总报告组，2020；王一鸣，2020；马建堂和赵昌文，2020）。其次是讨论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政策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2020）》总报告组，2020；刘元春，2020；王一鸣，2020；蔡昉等，2020）。最后，一部分研究讨论了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其中一些研究的“内涵”强调的实际上是对新发展格局的理解和由此衍生的政策取向，本质上仍然是和前述政策方向的讨论紧密联系的（黄群慧，2020；马建堂和赵昌文，2020）；另一部分研究则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之上，旨在说明两种循环的相互关系及这种关系的历史演变（江小涓和孟丽君，202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2020）》总报告组，2020）。

而本文认为，当我们将新发展格局理解为一种“循环”的时候，首要的问题是这种循环的内容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在循环”；循环得以运行的基础逻辑是什么。说明了这些内容，我们才能够理解国内和国际循环是如何结合的，循环过程中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以及在此基础上，是什么构成了不同的循环模式。进一步，有了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才能更好地说明中国以往的经济循环模式是如何发展演变的，未来新的经济循环模式应该具有哪些基本特征。

本文的目的正在于回答上述问题。为此，本文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循环理论，构建了一个理解国民经济循环过程的框架，说明这种循环的本质是以价值运动为核心的资本循环（或者说价值的循环）；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利用三部类模型，阐述了资本循环得以顺利进行的核心在于经济中技术结构、分配结构、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之间的相互配合；不同结构之间的可行组合构成了各种类型的发展模式。

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1957-2017年的18张投入产出表，构建了中国的三大部类表，阐述了中国技术结构、分配结构、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变迁，以及由此体现的各个历史阶段经济整体价值循环模式的特征，说明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变化。同时本文也计算了美国1947—2017年和日本1960-2015年的三大部类表。二者在二战后的经济发展过程分别对应着工业化的不同阶段，本文通过总结两个国家经济结构的阶段性特征，将二者的结构变化与中国进行对比。在对中国循环模式的纵向分析和与美国、日本循环模式的横向对比中，讨论了中国如何既在新的发展阶段突破原有的循环模式，又避免美国和日本在相应阶段存在的结构性困难，说明了未来新的循环模式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特征和可行路径。

本文的第二部分是对理论基础的探讨，旨在讨论如何利用资本循环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来理解经济的循环过程；并构建三部类模型，说明不同的循环模式是如何建立在各种经济结构的相互关系之上的。第三部分将首先讨论如何将投入产出表转换为与三部类模型相对应的三大部类表，并在这一经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讨论中国不同阶段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循环模式的变迁。第四部分是对美国和日本结构变化的讨论。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